他戴上手套，在后院的灯下一件一件地翻检。

垃圾里大部分是鱼鳞、烂菜叶和破旧的草绳，但在最底层，他发现了三块碎玻璃。

碎玻璃是深棕色的。

上面残留着一小片标签纸，标签纸上印着几个英文字母。

金某人把碎玻璃装在了一个纸袋子里，当晚就送到了武藤手上。

武藤用放大镜看了看那几个英文字母。

p-e-n-i-c-i-l-l-i-n.

盘尼西林。

他把放大镜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嘴角勾了一下。

那个弧度很小，冷得像是深秋的霜。

“姚三七先生，”他轻声说了一句，像是在跟一个不在场的人对话，“你的铺子卖的可不只是鱼啊。”

与此同时，在特务处上海区的电讯室里，郑耀先已经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熬夜了。

电讯室在办公楼的三层，是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的密封房间。

墙上钉着厚厚的隔音毛毡，窗户被木板从里面封死了。

屋子中间摆着三台大型无线电收发机和一台密码破译用的打字机。

两个电讯员轮班值守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听上海地区所有已知的无线电频段，

连续三个通宵的代价是两条眼窝底下的乌青和一嘴的烟味。

宋孝安给他端来的饭菜已经凉透了，筷子还插在米饭上面没动过。

桌上堆了一摞写满笔记的草稿纸，旁边是三个被掐灭的烟头和一杯喝了一半的冷茶。

“六哥，您歇会儿吧。”电讯员李小满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，“眼圈都黑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郑耀先揉了揉眼睛，又灌了一口冷茶，“把这周的监听记录再调出来给我看看。”

李小满递过来一个厚厚的文件夹。

郑耀先翻了翻，把最近五天的记录单独抽了出来，铺在桌面上。

五天的记录纸上，密密麻麻的频率数字旁边，几乎全部标注着同一个符号：一个圆圈加一条横线，代表“无信号”。

这太不正常了。

特高课在上海的无线电活动一向非常频繁。

他们在虹口、杨浦和吴淞口至少有五个无线电台，每天定时发送加密电报到东京和南京的各个据点，这些电台的活动规律，郑耀先和电讯室已经监听了大半年，对它们的呼号、频段和发报时间都了如指掌，

但五天前，所有这些电台几乎同时沉默了，不是逐个关闭的，是一夜之间全部停止的，这种集体性的无线电静默，在情报行业里只意味着一件事：有人下达了最高级别的通讯管制命令。

谁有权力下达这种命令？

枭可以，但枭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因为通讯管制意味着他自己也无法向东京发报。

除非是有比枭更高级别的人到了上海，接管了特高课的通讯指挥权。

郑耀先站在墙上那块大黑板前面，手里拿着一支粉笔。

黑板上画着一张表格。

表格的横轴是日期，纵轴是特高课已知的无线电呼号。

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表格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各种频率和时间的交叉点，

但从五天前开始，表格上出现了一大片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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