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耀先离开贝当路的时候,雨似乎下得更大了一些。
他撑着伞走在法租界的老街上,身边是匆匆走过的难民、叫卖梨糖的小贩、和用法语争吵的印度巡捕。
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蹲在路边,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碗,碗里只有几个铜板。
老头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,面色蜡黄,嘴唇干裂,眼睛里带着一种认命了的呆滞。
郑耀先走过去的时候,往碗里丢了一块银角子。
老头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,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句谢谢,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,只是低下头去继续蹲着。
一个破碎的世界里,所有人都在各自挣扎着活下去。
他拐过一个街角,在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前面停了一下。
摊子的主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,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,手上满是煤灰。
炉子上烤着七很短,只有两行:
“查:近日我军闸北炮兵阵地连续遭敌精确轰炸,损失惨重。
疑有内奸提供坐标。
着上海区三日内查明,务必揪出泄密渠道。”
落款是戴笠亲笔签发的代号。
三日内。
三万两黄金刚刚送走,水产行的烂摊子还没有彻底清理干净,井上清一郎还在外面虎视眈眈,现在又来了一桩前线泄密案。
郑耀先把电报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,抬头看了一眼阴沉的天空。
雨还在下,而且越下越大了。
“走吧。”他对宋孝安说,“把电讯室的高洪桥叫上,我们去听听日本人的无线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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