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上午，杜哲被叫到了领导办公室。

领导姓周，五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戴一副老花镜，办公桌上堆着小山一样的文件。

他在经侦总队干了二十年，什么案子都见过。

杜哲进去的时候，领导正在看一份文件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摘下老花镜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
“坐。”

杜哲坐下了。

领导沉默了一会儿，从桌上拿起一个茶杯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
“昨天会上你说的那些话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说那个印度药是真药，说病人是在救命。

你一个专案组组长，在案情分析会上替嫌疑人说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”

“你的组员如果因此共情那些病人，他们还能严格执法吗？”

杜哲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，放在领导桌上。

VEENAT，印度仿制药。

“领导，这不是假药。

这是真能治病的药。

这种药——”

他指了指药瓶，“正版将近四万块一瓶。

这种仿制的效果一样，只卖两千。”

周队看了一眼药瓶，没碰。

“是不是走私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进没进医疗手册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还不是假药吗？”

杜哲沉默了几秒。

“领导，我们这么查下去是会出大事的。

如果让我去抓一群为了活命而买药的人，我真的不好办。”

“你不好办？”

“你以为我好办？

曹斌，法大于情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？

我们作为执法者，就应该站在法律这一边。”

领导抬起头，看着杜哲。

“出去。”

杜哲站起身，把那瓶药收回口袋，转身走出领导办公室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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